七星河的文房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林尚立
一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任何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都是与该形态社会的本质规定性相适应的，并决定于这种本质规定性。所以，从抽象意义上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性出发。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基础形成的，它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但不否定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与发展的历史前提是人的自主与独立发展。为此，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相反，要力图使人的自主与独立发展获得更具实质性的意义，即实现人在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的同时，实现人在经济与社会上的自由、平等与自主发展。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念批判，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观念本身，而是要赋予这些观念以实质性的价值与意义。

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出来的、以实现人的自主与独立为取向的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可以由不同形态的社会所共享，并由不同形态社会来充实和实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处在由资本主义社会所开启的现代社会的历史范畴，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前提，并没有超越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历史前提，即人的政治解放。只不过社会主义的现实追求要高于资本主义，即在人的政治解放基础上，追求人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解放、独立与自由。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共享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社会主义社会所要做的就是赋予这些核心价值以更加真实而丰富的内涵。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局限性和制度的不合理性，社会主义社会最核心价值就是要使得创造财富的人享有财富，从而从根本上结束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财富的创造与财富的占有之间的分离。从劳动出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调民主、自由与平等是劳动者的民主、自由与平等，因而，是大众的民主、大众的自由与大众的平等。但是，这种核心价值并不否定个体自主与独立的意义，相反，强调这个个体自主与独立应该充分落实于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身上。

综合以上分析，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应该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积极吸收现代意识形态发展的成果，在公共利益与个体权利的平衡框架内，确立社会主义的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从而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而，如何认识、研究和挖掘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丰富的思想体系，过去我们主要从革命与社会动员的角度来认识和体会马克思主义。这种思维框架，使得我们的视角主要局限在两个角度：一是对剥削社会的批判角度；二是对未来社会的构建角度。唯独没有人类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所开启的现代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角度。然而，马克思主义最深刻的理论就是在于对现代社会的认识与把握上。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的一些论断已经过时，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现实社会所处的实际历史阶段正是马克思所关注的现代社会的成长阶段。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现实所面临的诸多理论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了，而是我们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和把握过时了。所以，要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回答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有关，另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善与发展有关。马克思主义应该在回答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中，在研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重新获得其强大的现实力量。

三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明确的无神论倾向。于是，在现实的实践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处理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往的做法是直接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否定或改造宗教。实践证明，其效果不但不理想，而且有很大的后遗症。

宗教问题的提出，实际上也就同时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边界在何处。在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思想或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即作为领导核心的政党意识形态；二是与国家生活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形态；三是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是组织的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是公民共享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是个体生活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在政党和国家这两个层面存在与展开，是指导性的。在社会这个层面，基于个体的自由与独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是被选择的。我们可以在政党和国家这两个层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是没有必要在个人生活的层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所以，在社会意识形态这个层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可以与宗教意识形态共存。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所以，我们可以要求宗教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相适应，但不能因此用国家意识形态来决定宗教意识形态。由此可见，在错开的空间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意识形态是不冲突的。

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意识形态这个空间发挥宗教意识形态的作用，用其来调节社会的日常交往与生活。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在个体的生活层面上也完全对立起来，那么我们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思想与文化基础就无法确立。

四

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应该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来把握，其取向必然是两个：一是社会主义；二是民主主义。两者的理论基础都在于马克思主义。但我们毕竟构建的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所以，这种核心价值观，不仅要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而且要适应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即要与中国的文化与精神相适应。这些规定性决定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当代人类社会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与中国社会文化基本价值的有机统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核心价值观，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而且具有很强的现代意识。在中国文化中，由于人定位于天地之间，所以，中国文化也将为这个价值观提供独特的文化资源。

第二、以和为贵，追求社会的和谐。在中国文化中，“和”，不论作为一种原则，还是作为一种状态，都是人生和社会的共同追求。在西方文化中，“和”既有审美的一面，也有信仰的一面。作为一种信仰，其内在的追求是法则、秩序与和平。所以，强调人、自然、社会的多重和谐应该是中国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

第三、以法为基，维护公民的权利。在现代社会，法是公共意志的产物，保障着权利，约束着权力，从而有效地调节着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公民的自由与平等自由在法治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所以，法治应该是社会的基本、国家的基本、人们生活的基本。

第四、以公为善，保障公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劳动者（建设者）为主体的社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以往社会的关键。为此，我们应该确立“以公为善”的价值理念，即强调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是认同公共利益，维护公共利益和增进公共利益；而人民当家作主就是通过多重渠道来维护和发展公共利益与人民幸福。

第五、以劳为美，尊重劳动的价值。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是一切创造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以劳动为出发点，力求实现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成为财富的实际享有者。为此，不论国家，还是社会，都必须尊重劳动，保障劳动的成果，并让劳动者充分享有劳动者的成果。

第六、以家为安，实现安居乐业。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有很强家庭观念的国家。家庭，对于个人是一个安全的港湾，对大国，是国泰民安的基础。所以，我们应该强调家庭的价值，强调伦理在现实社会中的意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如何推进，应当采取怎样的战略和策略？有各种主张，如以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从基层民主做起，向上逐步推进，等等。本人认为，从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出发，有先有后地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可取的一种办法。

    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过去干革命，充分重视并很好利用了这个特点。今天搞建设，也要重视和利用这个特点。

    中国的民主革命如何推进？开始时，一些人主张，在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起义，取得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取得全国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种不顾中国国情的“左”的战略，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符合的，走向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特点。他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他对中国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作了生动的描述：“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种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8页）。由于这种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反动统治力量在农村就比较薄弱，而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再加上其他条件，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就可以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正是从这样的国情特点出发，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成功把握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推进革命的典范。

    进入历史新时期，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仍然面临着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特点。二十多年来，我们很好地把握了这个特点。

    邓小平设计的发展战略，充分考虑并很好把握了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邓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又设计了“两个大局”的战略布局。他说，沿海地区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大局。发展到一定时候，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在世纪之交，党中央依据两个大局的战略和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几年来，西部的发展明显加快。实践证明了这个决策的正确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很好掌握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是分不开的。这是成功把握中国发展不平衡特点的又一个典范。

    我国的革命是从发展落后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始，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建设是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先行，然后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使全国都发展起来。二者掌握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做法不同，但重视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并从积极方面把握这个特点，则是相同的。这就是规律性。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建设。在我们这样幅员广阔的国土上全面推进四位一体的建设，要想齐头并进，同步发展，是不可的。经济发展要考虑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民主政治的发展也要考虑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所谓不平衡发展，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的发展也不平衡。表现在人的政治素质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人的政治参与意识、政治参与能力都比较强。

    经济与政治二者密切联系，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二者应该协调发展。不少学者撰文指出，我国存在政治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这种状况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更为明显。笔者到一些经济很发达的地方考察，在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他们可以摆出大量事实材料，而且令人信服，但讲到民主政治，就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可说了。

    总结经济从不平衡发展特点出发有先有后推进的成功经验，民主政治建设也可以制定这样的战略。在经济发展较快、人的素质较高、条件较好的地区，民主政治建设可以先行一步。比如，人们所关注的直接选举，就可以在某些地区先行在更高层次展开。

    我国第一次的基层直接选举在1953年起步，1954年全面展开。当时笔者在苏南农村工作，担任了选举工作组组长，参加了这次基层选举的全过程。这次基层直选工作搞得很好，群众很满意。至少我参加的这个范围是这样。

    基层直选从1954年开始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应该尽快向更高层次突破。邓小平曾设想，“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但他指出，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访问欧洲前夕，接受欧洲媒体采访时，谈到中国的直接选举问题。他说：“考虑到中国很大、人口很多，经济不发达，发展又不平衡的国情，现阶段在更高层次上开展直接选举，条件还不成熟。民主建设特别是直接选举，要根据国情循序渐进。”“中国政府坚信，群众通过基层的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体现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温家宝总理阐明，首先，直接选举是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其次，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现阶段在更高层次开展直接选举条件还不成熟；第三，民主建设特别是直接选举，要循序渐进。他讲得很深刻又很符合中国的实际。

    今天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中国如何逐步推进和过渡到普选，如何循序渐进实行直接选举。

    温家宝总理提出，中国的直接选举可以采取由乡到县、到省，逐级递进的战略和策略。这是一个大思路。但是，中国有二千几百个县（包括县级市和区），目前已有十三亿人，直接选举不可能在这么广大的地区同时铺开，只能有先有后地推进。积极地把握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可以采取有先有后推进的办法。就是说，将逐级递进与有先有后推进两种战略结合起来。

    有经济学家估计，我国东部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实际已经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地区人民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的素质也比较高。在这些地区选择若干县、市、区，先行普选，既可以积累经验，又可以起示范带动作用。

    邓小平指出，“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邓小平年谱》上第685页）人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选举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键性一环。由间接选举向直接选举过渡，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然要求。本文就是以此为出发点探讨这个问题的。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五周年

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决定以七月一日作为党的诞辰日。今年七月一日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八十五年了。

中国共产党的八十五年，是光辉的历史。这八十五年，成就卓著，经验丰富。

中国共产党八十五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1921年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二十八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党是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革命的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这五十七年，是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段，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是执政党。

执政党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内外环境，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与为夺取政权而革命的党有很大的不同。如何将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个问题从执政开始就现实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

还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我们党即将成为全国范围执政党的时候，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胜利后，不要被糖衣炮弹击倒，必须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向全党提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向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学会搞建设。这些意见抓住了执政党建设的关键，是很有远见的。其实质，一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了政，掌了权，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能搞以权谋私，不能搞腐败，不能重复李自成的错误。二是要掌握执政的本领，执政要有方有效，善于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幸福。

回顾我们党执政五十七年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执政党的建设，归结起来，就是如何坚持立党为公，做到执政有方。

坚持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还是以权谋私，搞腐败，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最尖锐的问题。1952年初开展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就揭露出一批贪污腐化的共产党员。这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三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包括一些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经受不起各种诱惑，离开了立党为公的根本宗旨，搞以权谋私，搞腐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绝路。他们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也给执政党的机体和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如何有效地对党员，尤其是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加强教育，如何严肃党纪，如何加强监督，如何管好这一支七千万之众的庞大党员队伍，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党建课题。

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卓有成效地建设新国家和新社会，这是执政党的中心课题。五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都说明我们党的执政是卓有成效的。但是，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发生过严重的失误，包括无法纠正的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经过近三十年的实践和探索，我们已经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制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制定了一整套大战略。这些，都有力地说明，我们党执政有方。但是，我们面临的形势和环境复杂多变，随着事业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无论是宏观，还是中观、微观，都有一个如何科学决策、如何规划建设蓝图、如何制定方略、如何有效地组织实施的问题。就是说，仍然需要解决执政有方有效的问题。

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随着个人迷信的逐渐消退，人们对执政党的观察、评价和判断越来越理性。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主要是以上述两条为依据，来观察、评价和判断执政党的。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立党为公，执政有方，这两个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是执政党始终要致力解决的大课题。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和方针，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大战略。在党的建设方面，大力推进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些，从实质上看，都是为了进一步解决立党为公和执政有方的问题，而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历史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和谐，指事物发展处于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和谐社会，指社会各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全体人民处于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状态。和谐社会作为人类永恒的思想主题和价值追求，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理论，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实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和谐社会有着不同的诠释。

（一）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观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从《尚书》、《周礼》到《说文解字》，和谐两字都是指音乐的合拍与禾苗的成长，“和”即是“谐”，“谐”即是“和”，引申表示为各种事物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协调，即《中庸》里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周礼》中说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快乐。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儒、佛、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完全一致。

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还落实到制度上。中国历朝历代，从夏商周起，就对环保有明确法律与禁令。可以说，中国古代在伦理哲学、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社会结构上都深深体现着生态智慧。难能可贵的是，古人还把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用于“王道政治”的需要。如孟子所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身和谐。儒家虽不提倡禁欲主义，但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所以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道家也主张以谦下不争、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人的身心和谐。“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有了和谐的人格，就能消除个我的固蔽，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执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佛家讲修来世，力图以事事无碍的超然态度进入一种彻悟的心灵境界，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人和谐。孔子提出创造宽厚处世、协和人我的人际环境。并以“仁爱”为原则，实施途径两条：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世界各大文化与宗教中都有相同表述，被公认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黄金律”。孔子还特别强调“和”是君子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儒家将以“和”为主的道德原则制度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礼”，“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的作用就是通过“人和”来实现社会和谐，这便是“礼之用，和为贵”。道家也极力反对人与人的冲突。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要求人们效法天道，通过无争、去奢、知足，达到人与人的相对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社会和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政治和谐。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于“以德治国”与“以仁施政”，“仁政”的核心在于孟子所说的以民为本。其二，经济和谐。儒家对百姓要“先富后教”，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即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儒家尤其反对“富者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其三，文化和谐。发扬中国文化的一统多元性。一统性在于大中华需一个能兼容并蓄的主导意识形态，多元性在于各种思想能在此基础上相互揉合。从先秦诸子百家始，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至清代朴学，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各种学派与民间信仰交流激荡成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以儒治国、以道养身、以佛养心”，正是“和而不同”内在精神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和谐。儒家的理想就是“天下”。《礼记》中“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说的就是以超越一国一族的“天下观”，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左传》写道“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论语》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以文德感化外邦，诚所谓“仁者无敌”。古代中国是“文化中国”，是“文明共同体”，主张以和平的、公正的、文明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家各派都有自己向往的和谐社会模式。道家以“小国寡民”为梦想，主张无欲、无为、无争；墨家以“爱无差等”为梦想，倡导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法家以“富国强兵”为梦想，倡法治，图实效；佛教以“善地净土”为梦想，强调同体共生、乐善好施。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比欧洲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却早了二千年。《礼记·礼运》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东汉郑玄解释说：“同，犹和也，平也。”所以“大同”也就是“大和”与“太平”，也就是和谐社会与太平盛世。经数千年来各种思想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出的和谐共生理想，已成为以“和”为核心，兼顾多元、和谐有序、包容开放的一套哲学伦理体系。

农耕文明时期古人的和谐社会观，虽然有着历史局限，但“大同社会”理想，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一个伟大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不懈奋斗。当社会主义思潮于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后，为使民众响应，都把西方社会主义比作是中国的“大同思想”。汤因比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因此说，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和谐、和睦、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家和万事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基本特性，在今天追求和平发展的世界体系中，仍具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二）资本主义的和谐社会观

和谐也是西方文明的主要内容。西方早期朴素唯物主义认为，联系世界万事万物的标准就是和谐。古希腊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说：“自然追求对立，对立产生和谐”，“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而毕达哥拉斯认为，“整个天就是一个和谐”，“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柏拉图认为世界一切事务都会从“无秩序变成有秩序”，在他的理想王国中，人们各守其德，各司其责，秩序井然。亚里士多德提出“混合政体”，认为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各阶级力量能够合作与平衡，从而减少冲突实现和谐。他还特别强调“社会中间层”的作用，认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社会上下层冲突的天然缓冲带，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西方早期的和谐思想还体现在民主的进程上。古希腊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民主制，几百年后的罗马也创造了比较发达的民主共和制。民主是社会各阶级的调和品，是人们渴望平等追求和谐的产物。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主流思想对社会和谐的认识，就是强制人们的理性服从信仰，社会的和谐与否由上帝掌握，只有皈依上帝，人类才能找到内心与社会的和谐。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使人们对社会和谐有了新的认识。开普勒写成了《宇宙和谐论》，探讨了宇宙之所以成为一个和谐整体的原因。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运动，用“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对基督教义进行了重大改造，把社会和谐奠基在人与神的和谐之上，使基督教成为更具普世意义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即新教伦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理性、克己、勤俭、救赎、节制”等新教伦理能够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也确使得疯狂的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完善、修正补充、得以延续。

伦理、人性与理性一直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主题。斯宾诺莎认为只要在理性指导下，遵从自然必然性，使人的身心和谐，进而“人人追求全体的公共福利”，以实现国家内部的和谐。康德却以德国人那套纯粹理性和绝对命令为核心的自律伦理，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实现人的自由与自然规律的统一和谐。黑格尔用辩证法进一步完善了康德的思想，认为“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和谐的本质就是对立统一。正是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哲学探索，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重要思想逐渐形成基础。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社会和谐的道德基础；洛克和孟德斯鸠设计的三权分立机制，确立了国家权力运行的平衡和谐；约翰·密尔对私权和公权的界定，设计了公民和政府和谐相处的制度框架。最后，发展成为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自由社会”理念。

然而，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使其反而加重了人与人的不公平、人与社会的不协调、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许多思想家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各发达国家内部也因为公平与和平等问题爆发了持久的社会运动。尤其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引起了西方生态主义浪潮。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共识。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主张，击中了西方文明的要害，因为传统西方工业文明一直以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为导向。“可持续发展”并不是要简单地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对立，不是要停止发展来保护环境资源，而是追求一种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如今，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当代西方思想界主流。

（三）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观

马克思主义从起源到目标，本身就是为了追求和谐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和谐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矛盾体系中各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贯通的稳定状态。马克思把辩证法思想应用于考察社会问题，其中有个著名的观点，叫社会有机体理论。他认为，社会就是各要素、各方面、各成员利益关系的综合体，社会和谐则是一个历史的实践过程。马克思的矛盾同一性和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能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就是和谐社会。

马克思不止一次毫不隐讳地称自己的哲学为“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他的社会和谐思想也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他将社会和谐解释为，“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摆脱异化、回归自我，使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合二为一，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的社会。“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社会和谐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各国历史条件的不同，社会主义运动分化成众多流派。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主流。

科学社会主义通过经济的必然性来批判资本主义，强调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所强调的暴力革命只是一种夺取政权的方式，还要通过进一步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者如今都认为暴力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而劳动生产率才是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因素。科学社会主义也认为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是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运用民主，而不是取消民主，是用社会主义民主来取代资产阶级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思想体系的总称。它修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强调通过和平的斗争和对资本主义的纠正来走向社会主义。指导民主社会主义进行和谐社会研究的思想体系十分繁杂，主要是多元主义、伦理本位和民主至上。即是在理论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欧洲哲学相结合，认为只要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各种思想都可融合；政治方面认同议会制和多党制；经济方面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伦理方面认为社会主义真正发展的基础是道德原则。民主社会主义将自由、民主、公正、互助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

如今，一些新的社会主义流派也发展迅猛，例如市场社会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即把市场效率和社会主义公平价值统一起来。同时还提出要使生产资料不同程度的社会化，认为公有制仍是争取平等的基础。生态社会主义是将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相结合，谋求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其哲学原理主要建立在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救全球生态危机。这两个流派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活力。

（四）中国共产党的和谐社会观

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新思想体系，在于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和根本目标有了新的认识。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取决于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人与自身的和谐就是克己爱物，将欲望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精神享受；人的全面发展还取决于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身和谐的外化，只有在集体和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取决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个人向往自由、要求权益自主，社会需要秩序、要求权利规范。两种需求能否协调一致，能否归于和谐，是现代社会需首先解决的问题；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未被人类劳动涉及的自然界也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并能反作用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整个自然界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是个子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母子系统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所组成的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长期以来，我们多注重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后才真正认识到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几大和谐关系的统一与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社会主义实践三大和谐源流的科学归纳。

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基于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再认识。任何和谐社会都是一个拥有巨大凝聚力的社会，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得到全民族的广泛认同。

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看，可持续发展是西方传统工业文明取得巨大成果和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出的基本结论，与我们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另外，西方文明价值观所提供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一系列原则本身并没有缺陷，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这些价值原则被虚伪化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既摈弃了以神为本，也摈弃了资本主义在以人为本口号下所掩盖的以钱为本，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一种合理吸纳和批判超越。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即斗争哲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只是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根据具体情况而产生的阶段性表现。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来就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和理论归宿。在新世纪里，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已重新认识到共产主义在追求人和社会全面发展方面的现实价值。如果说世界新社会主义运动是试图在对西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超越的话，那么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对现在所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借鉴和超越，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作者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内容摘要：本文以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首先，从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公平不足等现象及人们的不同看法出发，提出必须进一步解决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如何树立正确的公正观问题。第二，综合分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的历史背景，论证了 它的合理性和局限。第三，从社会公平，即收入分配全过程的角度，分析我国当 前社会公平不足的主要表征及其影响。第四，提出促进社会公平的7点政策建议， 以及“坚持效率优先、注重社会公平”的总体原则。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完整的公正观及其内涵，强调在追求社会公平这一理想的长期进程中，要严格区分目标和过程，使人民群众逐步得到满足。

一、问题的提出

第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影响了社会稳定。

第二，社会公平上存在一些问题，引起了一部分人对改革方向的怀疑，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出了质疑。最近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公开表态，表示要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并不表明社会上的这些怀疑就此解除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践上给以回答。

第三，我们党高度重视解决这些问题，先后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第四，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要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目前，综合国力、财政实力都得到一定提高，但是很多问题只能逐步解决，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有人认为社会公平不足，特别是不够公正。这就提出我们应该树立和坚持什么样的公正观的问题。

二、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讨论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提法是有历史背景的。一是1992年十四大刚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市场经济是高效分配资源的一种机制，资源配置效益反映为要素贡献，由此而形成的收入分配是对提高效率的一种激励。因此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然选择了效率优先。二是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沿海和内地关系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就是鼓励沿海先富起来，这是大局；在世纪之交，沿海帮助内地，这也是大局。但在同时，相当一部分地区和行业中，绝对平均主义还很有市场，这样一种社会倾向妨碍着市场体制建立，同时也不公平，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是不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而这里所说的公平主要是指收入分配，即结果的公平。

现在一般的分析，社会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判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指结果公平，是不是比较武断呢，我们从相关时期党的文件中可以看到，确实是这样一种公平指向。党的十五大就效率、公平问题进一步展开，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显然，这些文献里的公平都是指从按劳分配到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异，是相对合理的，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效率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范围的讨论。这方面的研究很多，近几十年来影响比较大的是库兹涅茨假说。库兹涅茨（Simon.kuznets）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1955年的一篇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研究人均财富的差异(即平等或公平)与人均财富的增长(即发展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时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从收入分配相当均等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由于劳动力快速向收入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不平等迅速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由于工业化的完成，不平等缩小。如果以人均财富为横坐标，以人均财富差异为纵坐标，这一命题的几何描述就是效率(发展)公平(收入分配)之间关系遵循倒U型曲线规律。这个命题是一个假说，是从主要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历史数据得出的统计学规律，未经证明。库兹涅茨假说引起世界范围激烈的争论。除了这个假说是真是伪的争论之外，最有意义的是有关收入分配如何才能随着发展得到改善的讨论。在讨论中公平的概念进一步得到细分，分成起点、过程、结果的公平。公平和效率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讨论过程中并没有完全一致，但是有几点是共同的、有共识的:市场经济对收入分配是有正作用的；必须注重增长，没有增长，也就没有再分配的基础；要维护市场的自由、劳动力流动，它们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政府的责任主要是围绕起点和过程实行公平的政策，从而改善结果的公平；这些都是共识性的。就该假说的真伪问题，一段时间，经济学家作了大量的统计验证工作，有的举出反例，比如说亚洲四小龙在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持续得到改善，但多数发达国家发展历史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变化还是符合倒U型曲线规律的。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效率与公平相互关系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复杂，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主要是从激励机制的角度提出来的，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不大相同。从提出它的背景以及所使用的公平概念比较窄的内涵来看，也就是仅就因效率不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同而言，这个指导原则是实事求是的，也为人们所接受。然而，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十几年了，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大大前进了，人们对公平的认识深化了，情况也复杂了，参与分配的不仅有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实际上还有身份、权力等等。而且，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形态转变的角度研究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收入分配现状做具体的分析。

三、我国收入分配情况分析

第一，目前我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但是我们从城乡分别来看，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34，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7，也就是城乡作为两个部分各自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是把城乡综合在一起就达到0.46，这说明主要是城乡差距造成了基尼系数的扩大，这种状况相对于城乡比较普遍的拉开收入差距，贫民区与灯红酒绿邻里相望的状态对比，冲击力要小些，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也要小。总之，我们基尼系数较大，但是冲击力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

第二，收入差距拉开的速率非常快，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从相当均等拉开到这么大的差距，比起经过若干代人才拉大收入差距的情况，冲击力要大得多。

第三，相对于收入分配来说，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先天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禀赋、出身家庭的贫富、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差别。但是后天的起点不公平就有关社会政策的选择。人们主要的不满是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

第四，过程的不公平最为严重。所谓过程的不公平是什么呢？人的发展机会是不是平等的，进入市场的机会是不是平等的，从比较贫穷的阶层提升的机会是不是平等的。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收入过高，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的企业所得税，国有企业改制中内外勾结低价处置资产，利用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恶意炒作股票获取暴利，通过征地剥夺农民，通过关系或贿赂低价获得国有土地，以及农民工工资得不到保障等就属于过程的不公平。在进入市场的机会上的不平等很多是与规则的设定和对规则的把握有关的。 总体上看，规则设立很严，执行偏松，对裁量权的把握又因人而异。前者如人们要办一个企业，哪怕一个非常小的个体户都要很高的初始门槛；不必要地设立行政许可，创造寻租的机会。后者如审批和审判，在裁量权把握的尺度上，或多或少存在着与关系和财富挂钩的现象，这就使得进入市场机会不平等，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而且这种裁量权的把握往往和腐败相连，引起更多的不满。

第五，公共政策对起点的公平关注不够，各方面改革不到位引发过程的不公平。人民群众接受效率优先形成的结果不均等，对公共管理“错位”和“越位”造成的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深为不满。进一步地，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是结果不公平的重要原因。

第六，已经造成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是机会的不公平，人们的天赋和潜力很难发展为创造力，较大比例地转为失业和社会救济，也是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之一。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差异过大也有一定关系。每单位GDP的增长所能包含的就业机会在最近若干年之内是不断减少的，就业机会减少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

四、特别关注起点和过程的公平，追求高质量的公平增长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于人们的努力程度和效率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分配差异是对效率的激励。但是现实生活中，因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与因效率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不公平不易区分，难怪质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然，以否定改革为目的的那些质疑者另当别论。因此，要在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起点和过程的公平与效率不是此消彼长，优先与兼顾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与致力经济增长在激发每个人创造力的角度上是完全一致 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 管”。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我们必须以追求起点和过程的公平为重点，为注重社会公平的工作着力点。

近年来，在国际上对公共政策的着力点也有共识。2000年坎博 (Ravi?穔anbur)对库兹涅茨曲线文献总体回顾的文章中提出，“对于我们来说，直接关注那些能够产生增长而又在分配方面没有副作用的政策或政策组合，要比依靠人均收入和不平等之间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的那个总的、简化的关系要好得多”。

在注重社会公平方面，我们已经实施了一些政策，还要进一步完善这些政策：

第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只有蛋糕做大，才可以更好地分配蛋糕，才有实力更好地致力于收入分配。

第二，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它既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也是基础性的收入分配机制。在商品和价格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价格不能自由，商品是垄断的，必然导致行政分配资源，必然是低效率，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也都是不公平的。

第三，要重视解决起点的不公平或不均等。针对基尼系数增大主要是城乡差距引起的现状，在农村义务教育、新型合作医疗和社会救助方面，政府都在加大投入，目的是促进农民的起点公平。目前，从土地上获得的公共收入大部分游离于预算之外，绝大部分用于城市建设，要纳入预算统一管理，更大比例安排农村建设。在城市要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和整顿教育领域乱收费，深化卫生体制改革，继续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扩大社保覆盖面等等。在政策制定中，要将提高个人责任和公共支持结合起来。总体上看，要调整公共资源的使用结构，更多地投向农村。

第四，要十分重视纠正过程的不公平。它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比如说，打破垄断，在垄断没有打破之前，要对垄断行业个人收入加强管理；必要时修改公司法，改变实收资本制的规定，这对降低进入市场的门槛非常重要，有利于容纳大量的就业机会；加快推出“两法”合并；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整顿土地和矿业权市场；大力削减行政审批，建立起审查和评估行政许可必要性的机制和机构；广泛引入招标竞争机制，通过市场分配国家控制的资源；推进改革，建立提高司法公正的机制；持续不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等等。

第五，要注意到人口流动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有效途径，要消除这方面的障碍。要继续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还要探索建立适应农村劳动力流动，逐步定居城镇的公共服务管理机制。但现实问题是：城市人民享受着总体来说比我们发展阶段要高的社会福利，我们又没有实力把农民的社会福利提高到城市的水平上去，我们对农民公平对待水平只能逐步提高，还要认识到只有使农民逐步定居于城镇，才能最终减少城乡差距。

第六，加强对收入分配结果的调节和监管。要坚决打击商业欺诈和腐败行为，巧取豪夺来的收入必须追回。对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所获得的高收入也应适当调节，还要鼓励高收入者通过捐赠回馈社会，以便更有效地帮助低收入者。因此，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要列入日程。强化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

第七，对市场失败者的救助，这包括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当然，也要救助自然灾害损失者。处理好起点和过程公平，需要救助的失败者的比例是很低的。  

所有这些已经采取的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有的属于再分配的范畴，而针对过程不公平采取的措施一般都属于初次分配的范畴，并且任务艰巨。可见，追求社会公平不仅是再分配的责任。那么，如何理解十六大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这段话常常被简化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进一步被引申为发展不必关注收入分配，收入不公留待再分配去解决。这种简单化理解是不准确的，按此指导工作是有害的。首先，“初次分配注重效率”，鼓励的是“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本身就是讲求过程公平，就包含着追求社会公平的含义。其次，如果追求效率的同时不努力实现过程公平，那么巧取豪夺效率最高，解决因此而引发的收入不公代价极大，面对初次分配的紊乱，再分配是很难合理调整的，连必要的信息都掌握不了。因此，我们在推进发展的长过程中都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

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有合法经营的效率，也有不公平竞争的效率差异；不同阶段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解决不同阶段的不公平问题的政策领域也是不同的，总之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十分困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对狭窄意义的公平而言是准确的。基于对效率和公平认识的深化，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坚持效率优先，注重社会公平”。坚持效率优先，体现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发展是硬道理”；注重社会公平，体现注重全过程的公平和政策综合。从全句看，是要追求高质量的公平增长。

追求社会公平是一个长过程，但在任何时点与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的期望来说恐怕永远存在差距。我们解决了一部分人对公平的诉求，而另一部分人觉得没有公平对待，不会满足。因此，我们始终会处在矛盾之中。不应当出现我们不断地做好事，但是社会仍旧不稳定，矛盾还在激化的状况。怎么把握?这里不得不谈到公正。所谓公正是一种价值判断，怎么对待事物才是合理的，才能被社会多数所接受。社会对公正会有大多数人认同的看法，但社会看法是可以引导的，社会对公正的看法也是分阶段的。因此，不得不提到我们党和政府如何引导和确立公正观。

五、共产党的公正观

首先，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我们共产党人追求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正当权益是共产党的光荣使命，也是党坚持长期执政的依据和强大动力。因此共产党必须追求公正。

第二，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自由和平等，没有高度发达，就不会有彻底意义上的公正。因此必须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尽可能快地积累国民财富。

第三，当代的中国共产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将长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能动摇。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是公平的。当然，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体现的公平是相对的。

第四，社会公平是与现实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要从历史合理性的角度看待它，没有永恒不变的公平标准。社会上有一种简单从永恒的正义和不变的道德角度衡量社会公平的思潮，值得我们重视和警惕。这种思潮的兴起与长期以来小生产者生产方式“不患寡而患不均”及计划经济绝对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无关系。长期积累的问题要积极地又要逐步地解决，维护长远利益的基础上尽力兼顾眼前利益，是现实的工作态度。但以上述永恒正义的思潮去衡量，我们永远缺乏正义。必须加以正确引导。

第五，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要不断地增加人民的财富积累，提高效率；不断改善财富的分配，追求公平；使人民持续提高满意度，这是我们执政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的政策区别，已经形成了区别对待的机制，所以在把握上提出了新的课题，必须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和眼前的关系。如果统筹不够，即便一时解决了一些问题，却更激发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过大的当前期望，而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就会引发稳定问题，不利于执政基础的巩固。

第六，社会不公很多是同体制机制问题相关，解决体制机制性的问题要通过改革开辟道路。改革必须触动利益，既要保持相对稳定，又要敢于触动利益，特别是对于机构的既得利益要敢于触动，使得改革不断进展下去，社会更趋公平。

这样看来，我们有实现社会公平的长期理想，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富强之路，有一定的实力和坚定的决心通过改革和完善政策脚踏实地解决问题，认准工作着力点去追求公平的增长，在整个进程中，严格区分目标和过程，使人民群众逐步达到满足，看到希望。这样的社会公平观念，要通过艰苦工作和长期引导形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完整的公正观。

编者注：本文是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由楼继伟执笔。本课题组成员:

楼继伟 财政部副部长（课题组组长）

虞云耀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袁水春 装备指挥技术学院政治委员

崔正华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答本报问

学习时报：必坚同志，一段时间以来，您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个命题及其内容作了很多阐述，其中不少重要的观点也在本报发表过。最近，您又进一步提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质内涵是中华文明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复兴。请问您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郑必坚：我们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刻实质内涵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这里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和平崛起”与“文明复兴”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来看，所谓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就是要以文明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众多难题和种种挑战，在自主创新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我们多次说过，在中国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进程中，面临着三大挑战，这就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的挑战，环境特别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要靠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些话大家都已耳熟能详，然而要真正把它们变成全国范围、全体规模和深入持久的自觉行动，归根到底还有赖于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升，有赖于最广大人民以文明的方式去正确应对三大挑战。

其中，最具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文明特点的，就是我们主张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开创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而又使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人力资源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崭新的工业化道路。

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此应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进而在全社会逐步形成文明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

这还要求我们超越近代以来后兴大国崛起的老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以此来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来建设一个和谐世界。

事情很明白，只有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才能真正做到以文明方式去应对我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这也就是说，只有从当今时代要求出发的中华文明在自主创新中的复兴，才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华文明的复兴。

第二，从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来看，所谓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就是要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部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总是由先进文化引领，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民族。今天，国际社会认同中国的“崛起”，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二十多年以平均百分之九以上的增长快速发展；而国际社会有人担心中国崛起会威胁别人，则既有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把中国“妖魔化”的原因，也有我们自身文明建设不足引起的问题。这后一方面，即我们自身文明建设不足的问题，我认为也很值得深刻注意。这是因为，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是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相交汇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而使中华文明愈益向世界显现其亲和力、感召力，则是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相交汇的又一方面。这里当然包括众多课题，不仅有狭义的文化、教育，还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以至治国理念、“战略文化”，等等。

说到这里，我还想专门提到一点，就是我们的民族心态同中国迅速提高的国际地位是否适应的问题。一百多年来，在旧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存在着崇洋媚外和盲目排外这两种不健康的心态，长期落后又使许多不文明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消极方面。进入二十一世纪，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条件下，尤其在中国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的新进程中，某些历史遗留的不健康心态往往又经由种种不文明的举止行为而被放大了。这些问题不仅会在市场竞争中影响我们的国际声誉，在国际合作中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而且很容易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渲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提供口实。所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那就不仅要在世界树立起“和平中国”的形象，而且要树立起“文明中国”的形象，这已经是一项很迫切很实际的任务了。

第三，从我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就是要实现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强国梦，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只是近代以来落伍了，并为此遭受了深重的屈辱和苦难。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做着强国富民之梦，其间历尽艰辛和曲折，直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为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奠定了政治基础。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夜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我认为，以上这两大段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强国梦”逐步实现的进程，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进程，既不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也不能是复活旧学占统治地位的过程，而只能是在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过程，是一个中华文明在自主创新中实现复兴的过程。

学习时报：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一个宏大的目标，也需要一个长过程。就当下来说，问题的要领在哪里？做什么？怎么做？

郑必坚：如果把“和平崛起”与“文明复兴”这两句话，进一步集中起来，落到实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以为，就是我们党从十六大以来，经过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越来越明确起来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华文明的复兴，当然需要一个文化建设的过程，但又决不仅仅是文化建设，而是要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这五大建设的过程中，努力构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工程。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再到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同志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表明，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已经形成，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可以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媲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核心理念。

学习时报：那么您认为应当怎样理解、把握这个核心理念？

郑必坚：首先一条，是要继续依靠发展，依靠科学发展。回顾中国二十多年和平崛起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同志也说过：“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毫无疑问，依然要靠发展，要靠以人为本、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趋势和要求，这是解决当代发展问题的前提。旧式工业化道路是以利润为唯一导向，以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为特征，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的。而中国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追求的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益，则应当注意以人为本，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特征来实现。当代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日益突出的智能化特征、国际化规模和人性化方向，推动科技和人文进一步直接地融合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之中。也就是说，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硬件”因素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力的“软件”因素上。

当代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要素结构和作用方式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完全符合并准确反映了当代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趋势和要求。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第二，是要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靠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我们党提倡社会和谐，决不是否认矛盾存在和矛盾斗争，而是要求在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同时，继续深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改革方向，完善改革举措，戮力改革攻坚，并且通过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稳健改革和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来妥善处理各方面社会矛盾，这样来保持和发展社会和谐，不断地把和谐社会建设推进到新的水平和境界。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激化种种矛盾。只有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才能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人民安康。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时，把“民主法治”放在第一位，是极其重要的。

第三，是靠在全社会倡导诚实守信，靠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人做事严守诚信，这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更要讲诚信。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要求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中央为此做过两次决议，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已经明确。二十一世纪中国国民的基本素质，不仅应当包括基本文化素质，基本科学人文素质，基本职业素质，而且应当包括基本伦理道德素质。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树立荣辱观的八项内容，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热烈响应，这决不是偶然的。整体国民素质提高的艰巨任务，需要持久努力，需要正规学校教育，需要广泛社会教育，更需要广大国民自我教育和终身教育意识的不断增强。

第四，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历史时刻，还要特别强调一点：无论坚持科学发展也好，健全民主法治也好，倡导诚信道德也好，归根到底，都是要落实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上来，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实惠和希望，并且经过有系统的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中国十三亿到十五人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逐步达到新的文明高度。因此，在继续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把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当前发展社会事业，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而且直接同最广大人民的生计和安全息息相关。

总之，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我们就一定能够通过长期努力，通过分阶段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学习时报：这样来看，确能更加看出当代中国正处在一种多么深刻的社会变迁之中。

郑必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文明复兴，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次具有重大现实和长远意义的伟大超越。历史呼唤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自觉推进十三亿乃至十五亿中国人的国民素质的自我改造，推进中国社会生活的自我改造，还要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改造。这三项改造，也可以叫做新的“三大改造”，而且是在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基础上的新“三大改造”，合起来说，也可以叫作新的“一化三改造”。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将贯穿中华文明复兴的全过程。与此有关的众多课题，无疑需要我们进行广泛、深入和持续的探讨。

学习时报：除此之外，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国际上各类朋友关注的焦点。让世界真正了解、更加了解中国，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郑必坚：要看到，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盛举。中华文明的复兴决不意味着世界范围内文明冲突的激化，恰好相反，正如胡锦涛主席去年在出席APEC会议上的主旨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各种文明之间、各个国家之间应该本着开放的思维，实现共赢”。一个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它与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共存和沟通，将大有助于当代世界真正的和平与稳定。

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说明，各种文化、各个国家的发展，只能按照各自的特点和需要，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统一的“模式”，更不应把什么“理想模式”强加于人。至于中国，我们认准一条——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和“军事威胁论”之外，现在国际上又冒出来一个说法：由于中国发展快，中国模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有吸引力，这又构成了“威胁”，叫做“模式威胁论”。对此，我们同样是清醒的，我们决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历来讲，中国只输出电脑，不输出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只会有利于同世界人民一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决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威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和平发展，文明复兴，中国将以“和平大国”、“文明大国”、“可亲大国”的形象出现于世界。